西周的落幕，仿佛是一出大戏突然遭遇了不测风云，灯光骤暗，舞台上的辉煌瞬间变得黯淡无光。犬戎的铁蹄踏碎了昔日的宁静，平王不得不东迁，王室的威严一落千丈。夷狄的力量如日中天，诸侯们趁机坐大，原本由宗法制度维系的政治秩序，就像一张被虫蛀过的锦缎，一触即溃。
春秋时期，霸主们纷纷崛起，但除了晋国外，齐、秦、宋、楚、吴、越这些霸主，都不是姬姓。齐国的姜姓，勉强还能算是周人姬姜集团的核心氏族，但宋国是殷人的后裔，秦、楚、吴、越则曾被视为夷狄。北方的燕国险些被山戎所灭，中原的邢、卫国为狄所攻，成周王庭也无力抵抗戎、翟之侵，南方的“汉阳诸姬”几乎被楚国一网打尽。《公羊传》中所说的“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绝不是危言耸听。
即使与姬姓有婚姻关系的姜姓齐国，也未必全心辅佐周室。齐桓公称霸时，曾有意进行封禅之事，这反映出他的“尊王”可能只是笼络诸侯的幌子。在这种情势下，以姬姓为主体的“周人”认同，已不再具有团结诸侯的力量。
于是，周初的“有夏”再次被提出，因为不再有唯一的核心，而是一群并列的诸侯，遂称为“诸夏”。这个概念何时由何人提出，如今已无法确考。但“诸夏”一词首见于《左传》闵公元年管仲对齐桓公所说的“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对于姜姓而言，要寻找一个认同符号，得以合法地凝聚姬姜诸国，且能使姜姓获得与姬姓一样的地位，莫过于“夏”字。
“诸夏”代表了一种新秩序，其中周王室不再是核心，姬姓也不再是主轴。齐桓公之后，“诸夏”的大旗又为晋国接掌，在春秋数百年战争中，夷夏之别越来越得到强调，诸夏作为认同的符号也牢固确立下来。
春秋时形成的诸夏概念，所指范围要大于此前的“周人”或“诸姬”。杞国、陈国、宋国，这些国家在春秋时期都被视为诸夏或诸华。政治立场比姓氏血统更为重要。秦与晋等国同盟抗楚，等到崤之战与晋相攻，秦就被《穀梁传》说成是“狄”。等到秦与晋重修旧好，又重新被接纳为诸夏。
“尊王攘夷”意味着，只要在政治上尊重周天子，文化上使用周的礼乐制度，就可以不被视为夷狄。如果在此之上能成功地将祖先世系与周人的祖谱搭上关系，便彻底完成了加入诸夏的历程，吴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诸侯国内部。周公东征后，将大量殷遗民氏族分配给鲁、卫、晋等封国，号称“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或“怀姓九宗”，使之成为“国人”，既消除他们在原住地区的威胁，又整合为各诸侯国的统治力量。这些东方诸侯国，姬姓或姜姓周人只是最上层的统治阶层，其治下的国人和野人有殷人也有夷狄，学者将这些邦国与近代殖民政权相比，不无道理。
春秋初年，怀姓九宗曾将出奔在随国的晋侯迎回到鄂，显示他们在列国的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春秋末年鲁国阳虎仍“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说明这些“国人”始终保持着残留的“殷民”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西周时的“周人”所指范围应该只包括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的诸侯和贵族，不包括列国的广大民众。
春秋以下，规模不断扩大的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各国在战争中不断加强对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不管是诸侯、大夫还是士和平民，战争的威胁使他们成为紧密结合的利益共同体，超越家族姓氏的新群体认同由此形成，而诸侯国成为一个基本的认同单位。
加之南方的楚和北方的狄，对中原旧有的诸侯国普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被发左衽”的夷狄，成为拥有衣冠礼乐的诸夏的共同的外部边界，这使得殷人周人之分变得不再重要。于是殷周旧国再合成一体成为复数的诸夏。孔子以殷人自命，但不妨碍他赞叹管仲之仁，因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说明了诸侯国内部殷人、周人对“诸夏”的共同认同。
《公羊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所传达的也是这样一种从本国到诸夏，再由诸夏到夷狄的我群与他者的新区分模式。这种夷夏区分，超越了血统姓族，以“衣冠礼乐”和“披发左衽”的文化面貌为标准，这与上文所说的以政治立场分夷夏其实并不矛盾。
礼之大者，莫过于尊王与亲亲，如能向上尊重周王，向下扶助弱小的诸夏列国，这样的诸侯国当然是礼仪之邦。故而虽然夷夏有别，但春秋战国时夷夏之间的边界并不非常固定，所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究其根本，还是因为诸夏一方处于优势扩张状态。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中原小国无论夷夏，都已消失殆尽，到战国时形成七雄并立的格局。诸夏吞并诸夷本以力胜，到孟子口中变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仿佛诸夏的胜利全是“周公仲尼之道”的文化优势所致。
军事政治的优势衍生出文化上的霸权与自大，现实的结局变成合道义的和必然的，这种倾向春秋时已经出现，至战国以后更甚。华夏在自己的话语系统里逐渐将夷狄从道德上否定，直至等同于禽兽，夷夏之辨从事实陈述变成了价值判断。
“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尚且是较为中立的叙述。若“戎狄豺狼，不可厌也”，“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已是对非我族类进行非人化的定位。这种充满道德优越感的价值判断深植于经典语言之中，让所有使用这套语言符号系统的人群不知不觉地以夏为荣，而耻为夷狄。
以力胜的用夏变夷仅可收一时实效，而文化观念上的尊夏卑夷，则对后世的影响更加深远。它不仅让夷狄在华夏繁盛之时努力“用夏变夷”，更使得在实力对比夏不胜夷的时代，占据中原建立帝国的“夷狄”也急于变身为华夏，而将被压缩到南方的旧华夏冠以蛮夷之号。
战国后期，中原的政治和文化版图终于完成了一轮华丽的转身，用夏变夷的大业宣告成功。原本杂处的华夷格局，变成了华夏居内、夷狄居外的新秩序。这时的“中国”，不再只是地理上的中原，而是文化上的华夏，一个在巨大地理空间上连续无间的统一体。
“冠带战国七”，司马迁的这句话，点出了七国共同享有的礼乐文化。楚国和秦国，这两个在战国时期跻身诸夏之列的国家，特别引人注目。楚国在春秋时期曾被视为荆蛮，但到了春秋末年，它的文化水平与中原各国已没有根本区别。楚庄王问周九鼎的轻重，楚灵王求鼎以分，顷襄王图谋周的宝器，这些都表明楚国在政治观念上与秦、齐、梁等国并无二致。屈原、宋玉的诗赋，战国楚简的出土，无不证明了楚人的文化水平。
到了战国后期，“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局面，楚国一度被推为合纵之长，已经没有人会以蛮夷视之。项羽灭秦后选择不都，有人笑话他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时人对楚的认识：虽非与中原之人完全相同，但毕竟已经冠带，不再是蛮夷。
至于秦国，它的夏的认同早已写入了律令之中。《睡虎地秦简》中的“欲去秦属是谓夏”，是秦自称夏的最佳证明。秦灭六国后，诸夏之人都成了秦的黔首，秦帝国的臣民等同于华夏。关中作为秦汉两代帝都四百余年，秦地成了华夏天下的重心。秦的政制、法令，更是成为了后世华夏政治文化的核心。
西周初年的“有夏”，不过是一场以地缘和政治目的纠合起来的短暂联盟，它更像是一场政治联姻，而非族群的血脉相连。那时的“周人”与“诸姬”，在宗法制的框架下，更像是一个扩大的氏族，或者说是一个以氏族外形出现的封建国家秩序，它们尚未形成真正的族群认同。
春秋年间，一面新的认同旗帜被高高举起，那就是“诸夏”。首倡者，很可能就是那位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这面旗帜，比起“周人”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着眼于共同的礼乐文化和政治立场，开始超越一族一姓的狭隘血缘关系。但同时，旧有的以姓氏血统为标准的族类观念仍旧根深蒂固，一些处于夷夏边缘的诸侯国，通过联姻、攀附祖先谱系等方式，设法加入诸夏的行列。
这一阶段的“诸夏”，在某种程度上，与族群最为接近。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中原地区的夷狄政治体已经被消化殆尽，诸夏成为了一个最强势的政治集团。尊夏卑夷的观念，也在此时定型。那些从前不被认为是周人的诸侯国，如杞、陈、吴等，纷纷加入诸夏的大旗下，各诸侯国内部上下层的周人、殷人之分，渐渐消弭，趋于融合。
楚国，在春秋时期曾被诸夏视为“非我族类”的大敌，到了战国时期，却也跻身冠带七国之一，不再自外于诸夏的政治体系。因为七国皆为诸夏，战国时的争战从未打出“攘夷”的旗号，所争的，只是谁能兼并诸侯，统一诸夏。无论是秦帝还是楚王，天下都已是诸夏的天下。
随着政治体系的逐步统一，诸夏在观念信仰的层面上也逐渐走向融合。在众多先祖谱系中，黄帝的形象脱颖而出，成为了五帝三代以及诸夏各姓族共同的祖先。这不仅是一个象征，更是一个宣言，标志着将多元的诸夏凝聚为统一的华夏的进程最终完成。
黄帝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共同的祖先，是因为他足够久远，中间的无数世代为新的分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这种凝聚华夏的方案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它不仅欢迎楚、吴、越等地的攀附，甚至连匈奴、犬戎等族群也被纳入了这个宏大的家族树中。这种开放性，几乎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极度的开放性在一方面为华夏的扩张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却也模糊了我群与他者在血缘上的界限。在华夏的认同中，祖先谱系从来不是障碍，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文化习俗。这与春秋战国以来的趋势是一致的，即强调文化的同化作用，而淡化血缘的重要性。
黄帝作为华夏英雄祖先的观念，最终在秦汉时期得到了确定。这与帝国的现实情境密切相关，反映了大一统帝国的话语霸权已经覆盖了不同的声音。在这个大一统的叙事中，黄帝不仅是共同的祖先，更是文化统一的象征，他的出现，为帝国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攀附黄帝变身华夏的游戏，似乎只是上层人物的特权。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在帝国的情境下，文化习俗的差异有着更实在的衡量标准：是否成为帝国郡县制下的编户齐民，即国家承认的法律身份。
“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从此“淮夷”一族的名字便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秦汉以降，文献中更多地以民-夷对举或中国-夷狄对举，而非华夷或夷夏。司马相如拟蜀父老之言，杜钦上奏的话语，都在告诉我们，夷的对立面不是族群文化意义上的华夏，而是政治体及其成员身份的“中国”“民”。
“用夏变夷”，不仅仅是学习文化礼仪，更在于获得帝国编民的法定身份。东汉许慎说：“夏，中国之人也。”这里的“中国”，按照扬雄的定义，是接受帝国统治、承担义务的地方，简单来说，就是汉帝国。
两汉时期人们心中的华夏，正是以帝国政治体的范围来划定的。这不仅是一个文化认同的过程，更是一个政治身份的转变。在帝国的广阔天地里，无论你的血脉源自何方，只要你是帝国的编户齐民，你就是华夏的一部分。
宏观上，可以大胆地宣称华夏帝国的统一，但细节之中，却隐藏着帝国的复杂性。古代的帝国，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将国境线内的每一寸土地都打造成无缝的均质统治。中原以外，帝国的控制更像是一张大网，只覆盖了交通要道和关键节点，形成了一种网状的统治结构。
在这张华夏网络的空隙中，存在着大量的隙地和不完全臣属的人群，他们自然被视为蛮夷。《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提到的“有蛮夷曰道”，揭示了这种制度的起源和延续。汉代的三十四道，与县不同，它们还承担着管理蛮夷事务的职责。除了道，还有属国，以及中央的典客和典属国等机构，这些都是帝国中非华夏人群存在的证据。
在完全承担编户义务的“中国之人”和绝对意义上的“蛮夷”（如匈奴）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中间形态的人群。他们或许保留着部落形态，接受间接统治，首领被册封为邑君、邑长，甚至归义王、归义侯；或者已经解散部落组织，散入民间，但仍作为承担特殊义务的人群存在，他们的异族属性尚未完全消去。
比如，悬泉汉简中的《归义羌人名籍》，列出了归义羌人的种别和姓名，显示出对他们的管理是以种落而非乡里为单位的，说明他们尚未实现完全的编户化。又如，巴郡板楯蛮，在汉初只承担轻微的赋税，到了东汉时期，不仅承担军事义务，而且赋税加重，他们的身份在蛮夷与编户华夏之间游走，有时甚至沦落到比编户更低的地位，但始终未能获得正常编户齐民的身份。
在这种背景下，秦汉时期的华夏，可以定义为拥有正常编户身份的帝国政治体成员。此时的华夏，已经超越了一个族群的范围，在秦汉时代，帝国即华夏，华夏即帝国。这不是简单的族群认同，而是一种政治身份的体现，一种帝国话语霸权的映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