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成言：抗战胜利后杭州的在乡军官

引子

＊本文摘自《杭州文史资料》第六辑，蒋成言口述、汪振国整理。原标题《抗战胜利后杭州的在乡军官》

据说抗战胜利后，大量裁撤官兵是光头强被马歇尔忽悠了。其实即便马大帅这么说了，也没什么错，大战之后军队官兵复员，与民生息有什么问题？估计国民党政府也急着甩包袱，只是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被揍得走趴趴，为掩饰自己无能才这么说，正应了豫南一句俗话——“手不溜，怨袄袖”。

不知道平台玩的什么招数，前一段开始强制要求标注“作品声明”，无可选择，只能选“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可是每次修改都需要选，选过之后也未必会在文末展示。不知道搞这个的意义在哪里？

正文

蒋介石平日对部属讲话，经常提到“关心袍泽”，“爱护部属”。当他要人为他效忠时，金钱禄位什么手段都使得出；一朝目的已达，或不再需要利用时，就一脚踢开，死活不管；对非其族类者，更极尽分化排斥之能事。当抗战结束时，在复员裁军的幌子下，对部队进行整编，借以排除异己，因此有很多非蒋嫡系的部队，就这样被整掉了。编余的军官佐，分别编成军官总队听候处理，进行退役转业。实际上退役就是失业，能够得到转业者百不得一。于是各省市就出现了大批在乡军官，他们无业可转，有家难归。有的则流落街头，呼救无门；有的则成群结队，肆意横行。杭州当年的第十二军官总队，人们视之为“五毒”之一，就是这些人所组成的。这些被编余的军官，由于蒋介石的欺骗，把他们踢开不管，极大部分都怀有愤懑不平的情绪。当时南京有些被编余的“将官”，跑到中山陵去大哭。杭州的在乡军官闹出的花样更多，作者当年也是在乡军官之一，耳闻目见，印象犹存，兹就所知，记之于下。

有一退役军官刘枢之，四川人，原在川军唐式遵部队某师充营附。一九四七年编余，由第十二军官总队办理退役。所领退役金，由于纸币贬值，不够回家川资。有老母妻子儿女七人，流落杭州，赁居于测量局××弄里。半年后，退役全用光，衣物卖尽，又找不着职业，屡次向在乡军官会要求救济无着。他听说凡是办好退役手续的，可补发过去所欠的二成薪饷，此款已由国防部拨交第十二军官总队，但总队长周建陶将此补发之二成薪饷吞蚀。时十二军官总队已撤销，周建陶居在杭州圣塘路“九芝小筑”。刘乃前往找周，拟请求发给应补发之薪饷。至则为阁者所阻，不许其入内，谓总队长不在家。一连去几次，均不得见。家已断炊，迫不得已，一日带领全家老小七口至周之门口，席地环坐，以待周出。适周建陶之妻吴孝姑（国民党国大代表）自外乘汽车返，见门口围了很多人，不问原由，即令阁者叱之去。刘乃趋前与吴孝姑说：“周太太,我要见周总队长。”吴问他有什么事，刘当告以生活困苦，一家七口，无法过活，想请总队长补发他应领的退役金。吴一听即说总队长不在家，到南京去了，有没有薪饷补发不知道。说罢即从手提包里取出银币两枚，望地下一扔，说：“你去吧！”即入门去了，大门随之关闭。刘悲愤交加，以拳打门，高声叫骂，老母妻儿相抱大哭。正在哭闹时，有几个宪兵来了。大概是吴孝姑在家里打电话向宪兵队要来的。宪兵强制刘枢之离去。刘忍无可忍，要以一家姓命相拼，从其妻之怀中夺取还在吸乳之婴儿，猛向宪兵抛去。幸为围观者接住，未至摔死。市政府即在周宅间壁，事为市长周象贤所知，即派军事科长陈某来劝导。陈说好说歹，又哄又吓，叫刘先带家小回去,生活困难，一定给想办法；观众也有劝慰的。刘在无可奈何之中，始带着老少离去。

当年有一个曾在川军某部当营长的在乡军官熊杰夫，住湖墅珠儿潭。一九四七年四月某日，召集了在乡军官二百余人，都是退役失业，生活无着者。大家在米市巷集合，结队去市政府及省政府请愿，还准备了标语口号。正在整队出发时，为市警察局第五分局所知，即用电话报告市长周象贤，请示如何处理。周一方面嘱第五分局力加阻止，同时又通知在乡军官会总干事郑国琛速去湖墅制止。在郑国琛未到达湖墅前，请愿队伍因不听警察分局劝阻，双方已起冲突，互有受伤。一朱姓在乡军官伤势颇重。请愿者冲进了第五分局及各分驻所，形势紧张。市警察局长沈溥闻讯，即派车巡队前往弹压，亦为请愿者所拒阻。郑国琛见势不妙，不敢出面劝解，赶回报告周象贤;周又电嘱沈溥即刻亲自前往，制止警士还击，避免武力冲突；周又听了郑国琛的建议，说这批在乡军官有不少都是洪门弟兄，蒋成言也是洪门中一个主要负责人，要蒋成言与他同去，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去劝解，可能有效。周当派车接我至市府。既见，周对我说：“你们洪门弟兄又在闹事，事态极其严重，快与郑国琛去湖墅善为处理。”我正待问周，洪门弟兄到底为了何事又在滋事？郑国琛促我速行，有话车中再谈。于是我二人赶到米市巷附近下车。但见车巡队警士三十余入持枪列阵与请愿队伍对峙。这时沈溥亦赶到了，于是我们三人商议一下，叫车巡队退去，由郑和我向请愿队伍说话。我先向他们说明此来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继即提出三点建议：1）请他们推出代表，提出具体要求，由我与郑总干事负责去与会长（周象贤兼在乡军官会会长）商量，务求有满意答复；〈2）受伤的在乡军官，重者送医院，轻者就近包扎;3）大家回去听候消息。他们听了我这三点建议，对一、二两点没有意见。对第三点则表示反对，于是人群中高呼打叫骂之声，不绝于耳；并有人骂我和郑国琛是“政府的走狗”。我见形势很僵，就说了几句洪门中话，我说：“我不是空子（洪门术语谓门外人为空子），都是自己弟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我决不出卖弟兄。”说也奇怪，我这样一说，叫骂声就停下来了。又经过说好说歹，最后他们才答应暂时解散，由熊杰夫为代表，随同我们去见周象贤，提出了如下几点要求：（1）惩治行凶的警察；（2）受伤者医药费全部由政府负责；（3）对没有职业，生活困难的在乡军官，由政府给以生活出路。周象贤对以上三点意见完全接受。以后第五分局警士听说要惩凶，又都不服，全体要罢岗。由于惩凶只是一句空话，并未实行,罢岗之举，也就在沈溥压制及劝告之下，未成事实。一场风波暂时平息。

失业在乡军官请愿后，周象贤虽答应了为他们解决生活出路问题，实际上是一张不兑现的支票。蒋介石不予解决的问题，周象贤当然更无法解决；但为应付这些在乡军官，免得再来闹事，即令在乡军官会总干事郑国琛拟具在乡军官福利事业计划呈核。郑即召集在乡军官会几个负责人，开了一个会，拟订了一个在乡军官福利事业章程，其内容要点是：筹集一笔福利基金（会员自认一半，另一部由市府由拨补），在乡军官会负责办理各种生产运销，以及服务事业。其办事人员，则在在乡军官中雇用。盈余按照所认股金分红。这个计划送给周象贤一看，周说政府无的款可拨，基金只好由他们自筹。但这批人都是拖儿带眷，生活大多困难，没有经济力量。即使有几个有钱的，力量亦是有限，当然不肯拿出来，这样计划就落空了。一些在乡军官，天天跑到在乡军官会去吵闹。郑国琛就对他们说：“你们有本钱的可以自己去采办一些东西来贩卖，没有本钱也可以招商合伙，或代商包买包运。所需的采购运销证明,由在乡军官会发给，半官半私，什么生意都好做。”这话一传开，大家就各钻门路，做起各种投机买卖来了。郑国琛这个主意，看来好象是无办法中的办法，实际上他却有自己的打算,在发给采购证明书时，每张证明书收银币一元，这一项就收入了几千元，作为在乡军官会办公费用。当年单帮、走私之所以盛极一时，是因为税捐多，运费高，关卡林立，盘查检验，到处都受勒索。如果规规矩矩地经商贩运，不但无利可图，而且吃尽苦头，还要蚀本。要想赚钱，只有私运。但走私跑单帮,也要冒很大风险。有了在乡军官会的采购运输证明，在福利事业的幌子下，就可得到许多便利，因此有很多不是在乡军官,也贿通郑国琛、蒋伯真等混进在乡军官会，领取采购证明，进行走私活动。例如：楼武佐的徒弟梁步飞在楼的授意，经郑的同意，介绍一批地痞流氓混入在乡军官会，领取了大批采购证，进行各种走私贩运，赚来的钱，郑国琛，楼武佐，蒋伯真、梁步飞均分利润。同时郑国琛还可以利用这个名义，直接包揽兜运，大做其走私生意。这个方便之门一开，一些无业的在乡军官的生活出路问题，虽是“解决”了，但寻衅闹事的层出不穷，兹略举几件如下：

（一）杭徽公路上的走私活动

临安、于潜、昌化一带，盛产柴炭，山价低廉，惟运输困难，须以汽车经杭徽公路运至杭州；由于运费高，税务重，又要收管理费、养路费，运到杭州，已无利可图。在乡军官会以会员福利为名，凭该会证明在该地区采购柴炭，既可免税、又可不收管理费、养路费等，于是以梁步飞为首，伙同一批混入在乡军官会的地痞流氓在这条公路上大规模地包庇走私。他们先在楼武佐家中开了多次会，勾结了一批车商、商行老板与掮客私商，垄断了这条公路的柴炭贩运。每天运柴炭的汽车川流不息，都有在乡军官会的证明，也都有在乡军官随车押运。这样一来，行商税、养路管理等费收入全无。杭徽汽车公司及税务局乃通知所属站卡，酌收养路费及行商税。但这些随车押运的在乡军官，以有该会证明可以免税免费为由，拒不缴纳，以致发生冲突。公路管理站乃将车辆扣留。梁步飞得报，即聚众由杭州放专车驰往该路各站行凶报复，将站员打伤，沿途各站设备均被捣毁。浙江省交通管理处约同杭徽汽车公司及在乡军官会等三方面派员开会协商处理办法。郑国琛知我曾在交通管理站任职有年，又与杭徽汽车公司董事长赵龙山、董事钱肃斋相熟，请我偕该会干事陈鼎康前往，便于协商。由于对方坚持要求惩凶及赔偿损失，以至未得结果。他们就控告到国防部,该部派少将部副王廷拔来杭查办。在乡军官闻讯就纠集多人，

到军管区司令部找王廷拔讲话。他们诉说退役后失业，政府不问不闻，全家生活陷于绝境，不得已才去做点生意，锢口活命。杭微汽车公司事先并没有做出在乡军官会所发的采运证明无效的决定，通知在乡军官会；现在骤然宣布无效，并要扣留货物，科处罚款，才引起冲突。既然国防部要查办肇事的在乡军官，那么就请国防部派来的大员把所有肇事的人逮捕法办。王廷拔知道来者不善，不敢轻率对付，随口说：“在乡军官的就业问题，应由行政部门办理，国防部无权过问。”于是这些在乡军官就声严色厉地带着责问的口吻对王廷拔说：“国防部既有权查办在乡军官，就有责任解决在乡军官的失业问题。”又有人说：“我们还要请问你一声：当初国防部命令全军举办整编的时候，关于退役军官的就业问题，是否计划到的？”王廷拔此时看到这些在乡军官滔滔其词，无法批驳，只好说：“你们说的话都很对，我可以把你们的艰难情况，向白部长报告，总有办法来解决你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的。”这时郑国琛与我也闻讯赶到军管区司令部，并由该部参谋长王仲仁出面婉言相劝，保证对此事作合理解决，叫他们暂先回去，不可再意气用事。好容易才把这些人打发走。以后复通过王仲仁等之调处，杭徽汽车公司不再坚持惩凶赔偿，在乡军官亦同意以后该会会员贩运柴炭酌缴养路费，并保证以后不再包庇商人走私，问题才算勉强解决。王廷拔也就查而不办回去了。

（二）走私赣米

浙江本为缺粮省份，江西粮食比较有余，价钱远较浙省为低，由赣运米来浙，利可倍。但江西对粮食出境，亦加控制，如无浙江粮政部门的采购证，则不许在江西购米出境；同时铁路上运输亦很困难，不仅车皮少，运费高，而且还有种种勒索陋规；一般粮商要想入赣购米运浙，亦必须打通种种关节，始能获利。一批在乡军官，以利之所在，乃纷纷成群结队，以跑单帮的方式赴赣办米。每帮十人、二十人不等。他们既无浙江粮食部门的采购证，运输时也不按铁路规章办理托运。到江西是向粮商买后门货，到火车上是当随身行李，硬塞上车厢，大袋小袋堆满客车车厢，乘客座位也堆上米袋。这批人有的穿着军装，有的还佩上肩章符号，不知者尚认为是现役军人。一般乘客既不敢与之争座，而车上员警亦不敢多加干涉。贩来的米，既无运费，又避免了其他陋规勒索，到杭脱售，获利极厚。此端一开，大批的在乡军官都来做这个买卖了，以致浙赣铁路弋阳到杭州这一段，每次客车都挤满了这批单帮“米商”。行车秩序闹得无法维持。他们人多势大，横冲直闯，伤旅客、殴路警、闹车站、打站长、抢车皮、卧路轨，纠纷迭起，愈闹愈严重。如弋阳站的站长周××被殴重伤，办公室亦被捣毁，路警的枪枝也被他们缴去。路警乃电请浙省当局严惩这批歹徒。周象贤看到闹得太不成话，要郑国琛停止发给一切采购证，并称要严办肇事人员，此风始稍戢。

（三）包运官盐夹带走私

郑国琛以在乡军官福利事业名义，通过周象贤与盐务局订定托运合同，承包食盐一万包，由浙运赣，自浙江庵东起运至江西鹰潭交货；同时勾结盐商林孝友垫付资金贿通庵东盐仓，以承运官盐为掩护，夹带私盐运赣私销。一万包官盐分四次起运，每次夹带私盐五百包。所有接货交货，沿途照料以及私盐在赣脱售，均由郑国琛于在乡军官中选用亲信负责办理。获利均由他们几个人私分。

除了象以上这类大规模的走私贩运外，另星的跑单帮，做黑市，买卖金银，挤兑黄金，做黄牛掮客，更是多不胜举。至于强占民房，闹戏馆、打歌场、吃白食、看白戏，玩娟聚赌，什么花样都干得出来，他们与洪门青帮连成一气，在杭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流氓集团，其作恶之多，真是笔难尽述。

我所知道的在乡军官中，从事军统特务活动的有周斌与郑一骥二人。周斌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加入了洪门，封为金凤四姐。抗战结束后，从四川回到浙江，在上海与军统重要份子徐亮搭上了关系。徐亮是戴笠派他打入洪门监视洪门活动的。洪门五圣山山主向海潜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徐亮的控制。向海潜组织上海市协社，由徐亮充当总干事，向为董事长，秘书长是章士钊，而大权却掌握在徐亮手中。周斌在洪门弟兄面前，经常夸说与徐亮的关系如何密切，徐亮就利用周斌在洪门中进行特务活动。杭州在乡军官会成立后，郑国琛即聘周斌为该会干事。周在抗战期间，曾与郑姘居过，战后回到杭州，两人的关系仍是藕断丝连。周斌在在乡军官会挂名充当干事，一方面是为郑国琛帮忙，拉拢在乡军官为郑国琛造成实力地位，同时也是为军统效劳，从事特务活动。当杭州浙大、杭高等校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时，有一批在乡军官因为生活无着，遭受饥饿失业之苦，以廖奇为首，拟集合起来，参加学生示威运动的行列。周斌即施展其威胁利诱的手段，加以阻扰破坏。平日对在乡军官的一些反蒋不满言论，她也非常注意。有时还个别的和一些人闲谈，试探他们对时局的态度与看法，由于她的手段高妙，很多人都堕其术中。

郑一骥，军校十一期毕业，曾在浙江保安团队充当大队长、副团长等职，深得浙江保安处长王云沛之器重。王本拟提升他为团长，由于竺鸣涛要安置私人，未能实现。郑乃愤而辞职去上海，通过军统头子毛万里的关系，当上了上海警备司令部所属某团的团长。不久也因编余指定他向杭州十二军官总队报到办理退役。郑到杭后，赁屋于开元路开元里二号，生活裕如，照样挥霍阔绰。有一次，有一部份编余军官不肯退役，要求转业，与总队长周建陶闹起来，郑一骥不但不同情他们，反而说他们违抗命令。我在浙江省政府浙东行署充当科长时，郑曾充该署特务大队长，与我颇熟，经常向我了解参加洪门的一些在乡军官的情况（因为我是洪门杭州码头的负责人之一），特别注意亲共反蒋的思想言论。有个在乡军官林炳生，江西人，年约二十五、六岁，在十二军官总队退役后，无家可归，他又不愿跑单帮，平时对现状与个人身世，常有不满。军官总队闹请愿，闹游行，林炳生总是其中的一个积极者。周建陶曾多次提起他思想有问题，郑一骥则有意与林炳生接近往还。有一次林有一本日记簿不见了，他反复思索，那天只有郑一骥来过，翻过他的抽屉。林炳生当时以为彼此很要好，不疑有他,到发现日记簿不见了，他怀疑起来了，认为是郑一骥拿去的，即赶到开元路郑家去找郑查询。郑不承认，两个人相争相骂，终至相打。我与郑国琛适去看郑，见他两人闹架，问明原因,尽力劝解。我又先将郑一骥劝开，对林炳生说：“如果真是郑一骥拿了你的日记本，由我负责叫他送还给你，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伤了朋友和气。”林炳生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我是青年人，我还有前途，日记簿断定是他偷去，这种人格破产的贼骨头，我羞与为伍……”我当时劝慰他先回去，郑国琛也过来安慰他。林临去时对我与郑国琛说：“希望你们尊重人格，讲话要负责，晚上我到你（指我）那里去拿日记簿。”言罢而去。我就问郑一骥拿他的日记簿是何用意？郑国琛也问郑究竟是否拿过？郑说：“是我拿的，这个家伙思想有问题。”他说着即从怀中拿出林的日记簿给我们看，特别翻出日记中一首诗，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有这样两句话：“宁把头颅换壮志，不甘再作蒋家奴。”郑还说：“诸如此类的语调还很多，送到上面，倒是很好的材料。”我问他送给谁？他就不再说下去了。不过我们知道他是毛万里的人，当然是作为向毛万里汇报的材料。我当即说：“林炳生是个青年，一时愤激之言，何必计较，把日记簿还他吧！”郑至此总算卖我们的账，把日记簿交给我。当晚林果来，我将日记簿交给他，他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去了。此后林炳生即不知去向。

凡是被编余下来的退役、转业的军官，都加入各该地区的在乡军官会，这是蒋介石控制在乡军官的一种组织。杭州市在乡军官会成立于1947年1月，会址设在传芳桥（即现在的解放桥）一所三楼三底的房子里。内分组织、调查、总务三个组。会长由杭州市长周象贤兼，副会长陈启之，总干事郑国琛，组织干事蒋伯真，调查干事陈鼎康，总务干事杨林超，秘书许岳。还有其他一些挂名的人员，如：干事周斌、顾问楼武佐等。副会长陈启之，浙江省杭州市人，陆大毕业，曾充浙江陆军团营长及军政部总务厅长，在一班在乡的老军官中，久孚众望。总干事郑国琛是浙江省瑞安县人，黄浦军校第三期毕业，曾留学苏联，回国后，颇为蒋介石器重。与贺衷寒，曾扩情、康泽同为蓝衣社的主要骨干。“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派他到上海监视马占山。与马盘桓数月，染上了鸦片，办事粗心，

马占山离沪逃往天津时，郑尚不知。因此见黜于蒋。抗战时期，顾祝同派其为第三战区战地联络员，给予策动伪军反正的任务，也一无成就。1941年入川，蒋介石仅给以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闲职。抗战结束后，也被编余在杭州赋闲，周象贤聘为杭州市在乡军官会总干事。郑于1942年在重庆加入洪门五圣山，被山主向海潜封为内八堂的陪堂大爷，因此有很多的在乡军官，由于郑的关系，也拉入了洪门。蒋伯真，浙江象山县人，毕业于黄浦军校第三期。抗战期间，在三战区挺三中队任职。1947年在十二军官总队办理退役。在乡军官会成立后，充该会组织干事。人们说他是郑国琛的灵魂。楼武佐，浙江诸暨县人，是一个青帮头子，在杭州拥有一定的恶势力，郑国琛有时对他也很头痛。

当年杭州的在乡军官会有会员七千余人，大别之可分为四派：一是四川派，人数最多，大约在二千人以上（包括住在萧山的在乡军官），大部份都是从唐式遵的部队编余下来。这批人都带有江湖气息，开口总是称哥道弟，对蒋介石最感不满。大部份都住在湖墅、拱宸桥一带，拥车特昌、熊杰夫为头儿，成帮结队，惯事寻衅。在乡军官会感到这一帮人，最难应付；第二是浙江派，人数仅次于四川派，亦在二千人以上，是由朱承法，郑一骥为头，实际上是为郑国琛所控制。凡有利可图，有业可转，这批人都捷足先登，所以其他各派多有不满；三是两湖派，人数不多，仅四、五百人，多来自六十九军和新十三师等部队。这一派团结力很强，多聚住在本市两湖会馆里面。这些人除跑单帮做黑市买卖外，还在羊坝头开了一个戏馆。他们有事直接向军管区参谋长王仲仁报告，郑国琛也没有把握控制他们。第四是杂牌，大都是流氓地痞，通过楼武佐的关系，混进在乡军官会的，其中也有一些是游杂部队中下来的。他们以梁步飞为首，作恶最多。因为拥有流氓势力，就是周象贤对他们也无办法控制。

在乡军官会不仅杭州有，其他各县市也有这类组织。这批人也同样是到处闹事，为非作歹，闹得骂声载道。浙江省军管区司令部乃于1948年9月下令撤销各市县的在乡军官会，将这些退役的在乡军官，交给各师（团）管区去接收管理。杭州市在乡军官会指定由浙北师管区接收。浙北师管区司令夏季屏，也知道这批在乡军官难于约束，迁延了两个多月才派员接收。曾拟假大世界游乐场召开杭州的在乡军官大会。通知发出之后，到期来参加的在乡军官不上四、五十人，而在未开会之前，围着夏季屏要饭吃，有痛哭的，也有叫骂的，弄得夏季屏啼笑皆非，只得借故避去，会也不开了。

这时解放大军，已陈兵长江北岸，留在杭州的在乡军官有的是盼望早日解放，伸能另求出路；有的是参加了杭州解放前夕的军事投机活动。什么“民主联军”、“人民解放军江南先遣队”、“人民革命军”等等五花八门的组织，其中极大部份，都是这些人搞出来的。

以上不过是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挂漏之处，在所难免，请知情者补充修正。

《杭州文史资料》第六辑